北京的煤场都去哪了？

他的不少诗，就以三家哲学为讽刺对象。

仿照一句常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，也可以说：大众传媒面前人人平等。西方中世纪后期转入封建化，而中国中世纪后期却没有发生这种转变，依然顽固地保持着皇权独大的专制帝国制度，缺乏皇权之外的某种独立的、可以与之抗衡的社会力量（例如独立的教权、贵族权力、市民权力），其中的缘由尚待探讨，但这对于后来历史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：其现代化的过程异常艰难。

平等者，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是也。[69]康有为：《论语注》，见《康有为全集》第六集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393页。[37]《诗经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。所以，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，在反思启蒙的同时，并不是抛弃启蒙承诺，而是寻求一种新的、更彻底的启蒙，即更彻底的个体精神，亦即不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为目的的实践展开，而是深入某些事件的历史考察，这些事件曾经引导我们建构自身，并把自身作为我们所为、所思及所言的主体来加以认识。我曾说过，民粹主义（populism）其实并非什么主义，而是一种社会情绪，因而可以与任何主义结合，包括与极权主义结合。

[60]黄宗羲：《原君》，《明夷待访录》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。笛卡儿哲学是抽象的形而上学，现在我们有了具体物的原则。其实，在这三项中，大一统与郡县制，都未必是儒家的专利，反而有可能是法家的东西。

[107] 今天的中国大陆，真的就像西汉文景时代转向汉武时代了吗？也许是的，中国大陆的思想世界，也许正如他们所说，大陆新儒家开始与自由主义、社会主义鼎足而三，各自为未来中国设计路径。78、姚中秋，〈秩序底定与史学再造——围绕钱穆的讨论〉，载《文化 纵横》2015年10月号，页124。100、陈明语，〈专题: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〉，《天府新论》2016年第 2期，页4。比如，康晓光就曾经给未来中国勾画新的蓝图，他说这个新蓝图的灵魂，还是我们中国儒家的思想，而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，所以，我把这种关于未来的通盘构想称之为‘儒教国，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‘儒化。

36、关于这一点，参见韦伯，《支配的类型》，见《韦伯选集》III(康乐中译本，台北:允晨文化公司，1985);鄂兰(大陆译汉娜·阿伦特)，《极权主义》(蔡英文中译本，台北:联经出版公司，1982，1992)。为什么是回到康有为，而不是章太炎或张之洞?是因为章太炎只是小中华方案，康有为才是大中华 方案。

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注意到1989年事件之后仅仅几个月，蒋庆就在台湾的《鹅湖》月刊发表长达三万五千字的《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》，这篇被视为大陆新儒家宣言的论文，其实，也可以看到大陆新儒家试图在政治上不认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，在思想上另寻立场和起点的意图。[43]可是，非常吊诡的是，从学理上说，这个所谓合法性必须有不言而喻的来源，只有这个来源具有权威，它才能成为合法性依据。关于中国大陆所谓新左派与大陆新儒学关系的问题，这里不能详说，还需要有专门的论文来详细讨论。并且说，如果把儒教作为国教，则需要具备三个系统，一是教义系统（经学与教育），二是意识形态系统（解决合法性的王官学），三是社会系统（风俗与礼乐）。

在这里，仍需简略回顾两岸新儒家几十年来的演变过程。但是，也有新儒家学者反驳陈明说，如果顾忌到儒家思想中隐含的汉族中心主义，反对按照公羊学的说法讲礼乐中国，那么，就丢掉儒家最有价值的部分，而只满足于追求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现实目标，我觉得有点儿削足适履。就像俗话说的，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，谁是天生的统治者呢？就连古代皇帝，也要通过历史（论述前朝弊政和本朝德政）、封禅（祭天祀地祈求上天护佑）、符瑞（发现象征天意的祥瑞符玺）、德运（比附五德始终），甚至神话（皇帝的出身传说）等，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，那么需要追问的是，儒家设计的这个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‘大一统礼乐刑政制度，它本身的合法性来源究竟在哪里？它会不会就是传统时代那个披着儒家外衣的君主专制体制？[44] 也许，他们不需要这样追问，作为信仰者，信仰总是不需也不能质疑的，但是作为思想者，思想却是随时要追问的。46、王懋竑，《朱熹年谱》(北京:中华书局，1998)卷一，页2。

[24]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，他们一方面依据传统中国的华夷之辩，一方面又加上了西方的丛林法则，提出一个很有颠覆性的观点：过去的新儒家之所以不得不接受普世价值，是因为这些普世价值来自西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强大，因而它成为世界不能不遵循的原则。随后发言的一位学者进一步对康有为的国教论，作出让人很难理解的解释，第一，孔教不是儒教，第二，孔教不一定是 宗教，第三，孔教天然是国教。

二是在儒学之士中选拔贤能，有志从政者必须通过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的考试才能获得从政资格，就如同当法官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一样，各级党政干部也要把儒家经典当作学习的主要内容[75]，在现代环境中重建中国政教治理模式[76]。今天的中国，还需要重建内外上下、井然有序的等级社会。

81、康晓光，〈我为什么主张儒化〉，见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，页 165。77、蒋庆，〈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〉，见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，页42-43。37、即林毓生所说的普遍王权(Universal Kingship)，参见林毓生，《思想与人物》(台北:联经出版公司，1983)，页149。这并不是他随口所说，在其〈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〉中又 说夏商周『三代』即有儒教，因儒教是一文明体，伏羲画卦即开创了中国文明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，可能在汉武帝时代并没有流传，也没有真正被采纳，所以有人指出天人三策流传民间可能始于昭宣时期，而《史记》的董仲舒传也没有提及。[108]在这样的情势下，他们或许会忘记，儒家历史上真正的政治批判者与思想阐发者，恰恰应当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，也就是应当务正学以言，无曲学以阿世[109]。

35、刘泽华曾经批评新儒家以及倾心于新儒家的学者，多半绕开儒术与帝王的关系来论述儒家的主旨(《中国政治思想通史(综论卷)》 (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4)，页134。见任重主编，《儒学复兴:继绝与再生》(北京: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12)，页11-13。

中国国性不复存，中国沦为非驴非马之国矣，也就是说，中国已经不再是中国，所以，他呼吁归来乎，儒生。这里新儒家 大体上是指海外新儒家，可是现在大陆新儒家已经不再绕开这一点，干脆直接提政治儒学，把儒家与皇权直接连接起来了。

这些从口号、观念到制度的论述和设想，改变了现代以来新儒家——1949年以后是海外新儒家——的基本理念和追求方向，使得大陆新儒家与自由主义、社会主义等一道，成为中国大陆思想文化论争，甚至是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。其实，这种用理论和术语包装起来绕着弯讲的话，不妨直截了当地说出来，就是今天的中国，需要一个象征宇宙意志的君主，无论是虚君还是实君，他既代表政治上的权威，也代表神圣的意志，还代表儒家的真理。

见唐文明，〈政治儒学复兴的正当性问题〉，载范瑞平等编，《儒家宪政与中国未来》(上海:华东师大出版社，2012)，页94-95;更奇怪的是，原本学历史的姚中秋(秋风)居然说周代封建基本架构是自由人透过书面契约所建立的君臣关系，双方都是自由的，可以解除君臣契约，见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，页280;又说董仲舒与汉武帝时代，就已经形成了皇权与士大夫共治体制，说董仲舒策动了汉武帝时代的宪政主义革命。一、从思想立场上分道扬镳：严分夷夏的大陆新儒学 毋庸置疑，大陆新儒学是1980年代之后受到海外新儒家的启发，才逐渐滋生起来的，过去，他们曾把海外新儒家称作自己的接引者，所以，无论在思想资源还是学术脉络上，应当说他们都是一脉相承，也是同气相求的。按照他们的设想，儒化社会之步骤如下：一是最关键的，是把儒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，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设立国学课[73]，恢复小学和中学的读经科，在大学恢复经学科，作为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[74]。66、参看《何谓普世?谁之价值?》，页175-179。

那么，怎么能够不乱呢？他们说，康有为已经想到了外力冲击，少数族群主政，地域广阔，族群复杂这些因素[50]，同时也想到了由于从清代中国到现代中国，疆域、族群那么庞大和复杂，因此，缺乏一个国家认同的基础便无法凝聚人心。[51]特别是，康有为在现代国际巨变的环境中，先是主张保全大清帝国而提倡君主立宪，后来中华民国建立，共和大趋势似乎不可逆转，他就主张虚君共和。

[62] 大陆新儒家五大重镇共著书名中国必须再儒化，就是在传达他们的这一理想和抱负。【作者说明：这是2017年3月在哈佛大学召开的一次当代中国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。

所以他们才会认为，这就是中国之所以不再中国的原因，蒋庆曾激动地说，悲乎。49、 《何为普世?谁之价值?》，页72。

[89]但是作为儒家政治意识形态推手象征的董仲舒，始终鼓励或刺激着后世儒家学者对于政治和制度的热情。一个自称儒家的学者说，如果我们把外来的价值普世化并且尊奉它，那么，就意味着我们是自我夷狄化。还有一位学者说，海外新儒家的问题，就是把儒家理想仅仅放在内圣的层面来考虑，而且认同西方那套自由、民主的价值。[105]因此，他们觉得现在大陆新儒家登场，就应当像董仲舒一样，等待汉武帝垂询，与汉武帝形成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，完成所谓革命或更化[106]，并且在郡县制的基础上，兴起文教，塑造儒家士大夫这样一个社会领导阶层。

由此来完成儒家‘王官学的现代复位。他们绝不甘心仅仅自居于哲学的一个流派。

为什么？因为当时中国周边都是些小国，打也打不过中国，骂也骂不过中国，这样，中国的价值就成了普世价值。62、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，页162。

说得比较理智和客气的，如制度儒学的提倡者干春松，他在《制度儒学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6)前言中说在某种程度上，『制度儒学』可以看做是与『心性儒学』相对的儒家的另一面。63、也许，康晓光、王达三和蒋庆的论述，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设计方案?比较早的有康晓光《文化民族主义论纲》，他提出四项措 施:一，儒学教育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，二国家支持儒教， 将儒教定为国教，三，儒教进入日常生活，成为全民性宗教， 四，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。